Category Archives: 当代艺术

徐冰的《新英文书法》和刘超的《机器书法》 　　徐冰在《新英文书法》创作方法上越来越明确了自己的海外中国艺术家的新殖民主义身份，一方面以西方规定的“中国性”制造产品，另一方面反攻中国本土的前卫艺术，徐冰说他的《新英文书法》的意义为： 　　推广这套“新英文”的工作很像我们解放初期大规模群众扫盲运动，接下去我还会把更多的地方改造成学习新英文书法的场所，举办短期训练班，出售普及教材，这比那些无病呻吟的“制造艺术”更有意义得多，我的工作离当代艺术系统的概念越远也许说明我的工作做好了，离真正的艺术目标越近了，我希望对久违了的百姓做一些实际的贡献。 　　“新英文书法”并没有如徐冰说的那样离开了当代艺术系统，恰恰相反，它是当代艺术系统包装出来的产品，而徐冰的大话也掩盖不了《新英文书法》的虚弱，因为徐冰的这件作品的两个方面都不具有文化学上的意义：用汉字的偏旁部首改变英文字母写法，只会再次让坚持文化本位的中国新儒学产生中国文化是可以改造西方的幻觉，而从文字改革的角度来说，其标榜的“新英文方块字”只是一个假观念，因为它无法真正进入认读系统；其二，让西方人用毛笔写方块字只是“中国性” 的娱乐，因为毛笔在中国已不再是书写的工具，或只在传统书法的概念上被使用，所以从“书法”的角度来说也是伪古典，这种伪古典既无法直接针对西方问题，也与中国的当代性相去甚远，因为“中国性”的传统书法方式正受到当代性的解构和批判，在这种中国文化情境中，徐冰的《新英文书法》只是中国海外艺术家在西方寻找生存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完全割裂中国的现实性，这就是“新英文方块字”与“书法”所组成的作品背后的文化学实质，即《新英文书法》又是海外中国艺术家因脱离中国的当下语境而进入了西方霸权主义规定的“中国性”题材创作的一件作品，然而从中国本土来看只是保留了中国旧有文化范式，而不是从中国自身的概念演绎出来的再造形象。 　　当解构传统文化中心主义成为中国艺术家的文化学创作的观念时，切入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情境，从而形成观念上的直接针对性才是中国艺术家的工作。与徐冰用毛笔写“新英文方块字”并在中西文化现场两头落空的结果正好相反，刘超用计算机技术做出的观念作品《机器书法》正好是对《新英文书法》所仿造出来的“伪古典”行为的批判，就像我们今天的现代书法理论所批判的书法领域中传统书写的绝对性那样，尽管刘超的《机器书法》在观念层面很难被不了解中国语境的西方观众所理解，但却是观念艺术进入中国历史主义批判过程中的有效突破。刘超用计算机的程序编码复制了一个计算机写“书法”的过程，当观众在展览现场看到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经典法书在电脑屏幕上被计算机技术一笔一笔地模仿出来时，刘超也即书写了一个电脑时代的宣言，“书法”在计算机时代同样被卷入了传统书写与机器书法的对抗性争论之中，而这种争论只会带来传统书法的死亡讯息。 　　用“书法”的方式在西方操作“中国性”和用计算机的方式在本土传达挑战的观念是刘超区别于徐冰的关键处，从一个计算机工程师到一个用新媒体从事创作的观念艺术独家，刘超有其科技与艺术结合的独特视角和方法，《机器书法》就是一个用计算机创作观念而颠覆中国传统中心主义的经典作品，由于它的出现才使我们今天的艺术领域变得更具当下性和日常感。 转自（王南溟　艺术批评家　上海）

Paul Virilio 的书怎么没人翻译出版呢？好书啊 转载一下港人的介绍： 保罗‧维希留（Paul Virilio）的《欺矇的战略》（Stratégie De La Déception）对我而言与其说是社会理论，还不如说是技术、科学史的未来学。诚然，保罗使用了许多与布希亚类似的分析对象，亦尝试对地缘政治做出当代解释；他使用了许多社会、政治史的脉络分析战争，也对当代的国家谋略做出批判性分析；但就像「拟像」几乎超出了我的知识理解范围，「全球资讯统制」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贴近「未来」的语调。战争在作者笔下是魔术化，但政治对魔幻影像的需要，却也可能增强了现实／真实的力量。 保罗使用很多描述当代资讯技术的例证，指出当代战争所使用的重要技术—隐诲、恐吓、幻觉。但或许不应误解这个分析与方法背景，因为他藏在字裡横间的，无宁说是傅柯式「战争是社会关係的根本形式」的运用、延伸、变形，这裡核心探讨的标的是权力分佈。 相较于传统国家或政治理论（或许包括傅柯）较为在意的空间（地理）问题，保罗指出当代战争严重的预设了「速度就是战争的本质」，因此转向「时间」问题。在「速度」意涵高张的状态下，事件变的戏剧性的「即时」的同时，虽然彷彿对抗的可能被取消了，但实际上这种恐怖的平衡关係就是当代战争的样貌，它依据的反而是随处隐藏的对抗，虽然这种状态企图威吓「抵抗」，可是无法毫无漏洞的阻挡突发事件。在这个状态中，敌人既是可见的，更是「潜在性」的符号；后者既指出了无须战争的新型战争，却也在普遍、人道的语词中强化了执行战争的无可质疑性，而前者—可见的敌人，在零时间的科技战争技术下，已经渐渐成为配角。当「不可见」成为主角，意味着随时介入的必要，它更可能因此颠覆法律的意义。 速度使得时间的重要性强化，同时让社会事实变得空幻，但是战争背后的逻辑可能仍是土地与主权。因为，战争技术的进展、科学技术的发明，配合帝国主义侵略需要而进展而进展，也凑和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变形而发明，既实质又抽象的，对于全世界的进攻、干涉、保护，也就成了世界霸权者顺理成章出现成立「紧急国家（State of Emergency）」的「义务」，最后仍垄断了全球资源分配的位置。换言之，技术、意识形态的进展的目的也正是保罗批判的核心线索。 如果我们记得傅柯「全景建筑」中对「权力无所不在」的措辞，和个人个性化的强调，读出傅柯对于政权（regime）在主体形构之作用中的批判。那麽，正如傅柯悲观却依然强调抵抗的可能性，我们也不应该把「吓阻潜在地人」的当代战争技术视为绝对至上的统治。确实，在全球的尺度上，帝国势力以「零时间」作为新的礼物递送形式，却不但没有缩减对立反倒强化了权力零阻力平衡的张力，，不过却也正是在这种张力中，我们应当期待「反绝对性」的社会实践得以存有政治动力。 虽然，保罗的分析暗示一切政治行动的可能都将在即时中消灭，在统治者的语言中，一切都是可预料、可计算、可消灭，而且绝对是即时销毁，而相对于此，恐怖主义恰好相反的方式固着了权力关係，但是，仍然存在许多领域得以超越国家宣传机器的影像渗透术。或许我们无法改变主流的新型式知觉方式，但不参与幻觉建构的任何一方，而从土壤中重寻地下茎却是可能的战略；意外是霸权维繫的要素，意外却也仍是揭露真相的策略，是核武发射器无法容忍的机械故障；如果空间战逐渐被替换，那能不能在绝对速度的时代以拖泥带水的方式重新唤回空间政治的战斗？易言之，在不断朝向未来的技术勐进态势中，反逻辑的逻辑如何从底层真实的生长出来，而即使是缓慢的？或许是个梦，但或许只在梦境中，未来能真正实现。

“芭比”不仅是女孩的玩具，还是众多艺术家的主题。 　2002年4月27日，“芭比娃娃之母”露丝-杭德拉女士因结肠手术并发症在洛杉矶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85岁。 　　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女孩玩具，芭比娃娃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玩具的概念，进而在大众心理和精英文化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美国，“芭比”已经成为了一个可以进行多重解析的文化符号，成为了一门“社会学”。 　　“芭比”在中国，自然不如在美国那般影响深远，但是，从关于“芭比”的诸多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门道———玩具乃至流行文化，究竟怎样影响着大众？ 　　答案并不仅仅是“我喜欢”这么简单。